煤老板们不是神，也不是魔鬼。尽管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群对己对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损害远大于贡献而不招人喜欢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一个将来在历史上注定会留下负面影响的时代概念，但实事求是说，所有的谴责和谩骂不能只朝向他们，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替罪羊，是上帝不小心造出来的一众孙小猴子，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前瞻性的理性和没有科学规划的体制所孕育培植出来的一个怪胎而已。

《老苏》和《小经历》（见《天下农人》，鲁顺民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9月）是鲁顺民先生为数不多的描写山西煤老板的两篇纪实之作。两篇文章写的是同一个人，即曾是岚县首富的老苏，前者是作者眼里的老苏，后一篇是作者整理后的老苏口述实录。二者其实可以当做同一篇文章的上下两篇来读。

按作者的说法，“老苏是一个煤老板，是那种在山西各县都能找到的煤老板……他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至少山西农民企业家在1979年之后30年走过的人生之路”（第40页，同上）。譬如，老苏和大多数煤老板一样，都是在1980年代国家“有水快流”的政策鼓励支持下，联合村里一些人一起大胆走上了挖煤卖煤的道路；在起步的时候也都是只筹集到几千元钱，而后靠几万元的贷款就大干起来；在经营过程中，同样是是历经坎坷，受尽磨难：煤炭形势不好的时候，他不得不到处躲债，以至于好几个春节都不敢在家中过。而他挣了大把的钱的时候，一些过去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和政府就不断地向他伸手，向他索取，他也不得不屈身于那些已退或未退的官员护翼之下，“在办公室看到许多工作人员，不是这个局退下来的局长，就是那个乡镇退下来的书记，就连给他开车的师傅，都是若干年前县委书记的司机” ；企业有了利润，他也像其他煤老板那样，会慷慨地拿出其中一部分，给村里打水井、修公路、植树造林……就连他们最后的身份变更也都是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先是优秀企业家，而后就是当地政协委员、党风廉洁监督员……

就是这么一个虽吃尽百般苦头，后来表面上总还是风光无限的人，最后却在63岁时死于癌症，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早在十几年前，老苏就在医院检查出了糖尿病，他说：“10年中间，挣了一些钱，也挣了一身病，进入2000年，就住了两回医院。什么病？糖尿病。血糖高出数值几倍，凶险不凶险！现在每年春夏都得住半个月医院，不然坚持不下来，日日打胰岛素。”

老实说，看到老苏这样一种人生结局的时候，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很不是滋味。这让我想起了老苏身处其中的那个煤老板的特殊群体。不说他们那种几乎一模一样的惨痛经历，单就最终归宿那刻而言，竟都是一场相似的令人扼腕的悲剧。前半生拼死拼活用健康换钱，后半生身体过早透支，用钱来换取健康。仔细想想，过度的心力交瘁和煤矿上污浊不堪的空气，实际上早就给他们的生命提前划上了句号。1991年夏天，我曾以《山西青年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临汾市河底乡一矿和二矿蹲点调查，当年接待过我的赵、张两个矿长后来也都是死于癌症，其年龄都只有50多岁，而另一个姓杨的副矿长则由于长年累月地在矿下劳作，年仅48岁就在癌魔的侵蚀下，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表面上来看，老苏他们这一类煤老板的人生结局，相对而言还算是不错的，毕竟也算得上是“功德圆满”“寿终正寝”了。作为煤老板的另外两类可能就更悲催了。一类是因开办煤矿赔了大钱，或者是遇上死伤事故，弄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要么是逃之夭夭，四处躲避；要么是心生绝望，一死了之。还有一类是煤矿做大了，想用资本绑架政治，给自己寻找更大的舞台，于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祸国殃民，无恶不作，以至于最后只能是锒铛入狱，铁窗悔罪。这一类人臭名远扬，可能更广为大家所熟知，比如原山西金业煤焦集团公司董事长张新明、原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原山西大土河焦化公司董事长贾廷亮、原山西中阳钢铁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原山西离柳焦煤集团董事长邸存喜，等等。在这两年山西官场塌方式的腐败窝案中，这一类煤老板的影子几乎是无处不在。山西省省省长李小鹏就曾对外公开宣称：山西很多腐败案件背后都出现了煤老板，都涉及煤炭资源交易。

煤老板们不仅仅是由于经营煤业毁坏了自己的身体和可能熠熠发光的前途，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近乎疯狂的掠夺式开采，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资源，污染了山西的自然环境，破坏了山西的生态平衡。

早在1990年代初期，我下乡去搞小煤窑调查时，时任《山西煤炭报》副刊部主任的李仑先生就曾经给过我一份山西省煤管局发给媒体单位的公开资料：根据山西省煤管局的综合分析，山西乡村煤矿采区回收率只有15%-20%，如果按1990年生产11555万吨计算，全年共动用734亿吨工业储量，也就是说，每采1吨煤，就要丢失毁坏近65吨的煤资源，相当于缩短了矿井寿命的3/4。全省乡村煤矿经批准的储量达277亿吨，倘按1990年115亿吨生产规模，按采煤区回收率达50%计，可供开采120年；如果按当时平均15%计，只能开采36年，服务年限整整要缩短84年！

这还说的是办了正规手续的乡村煤矿，可想而知，那些偷着干的小黑窑又是怎样肆无忌惮地在毁坏着国家的资源！1985年以前，由于各种体制的不健全，中央在号召大力发展个体、乡镇企业时，曾提出“有水快流”的口号，犯了操之过急的毛病，不少人便适时地把发财致富的眼光盯在了煤炭资源的挖掘上。那时尚没有制订出《资源法》以及有关的管理条例，开窑口县里审批即可，更糟的是县一级管理也不成系统，胆大、没资金、没设备的人连必要的手续都不履行，便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加上山西很多地方，煤层浅，煤质好，见效快，于是一场无秩序、无计划、哄抢煤资源的大战就在山西各煤区拉开了序幕。只1985-1987年两年间，山西各地各种“三无”小煤窑就达1万多个。